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精彩导读

　　○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处理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对激进反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21世纪课题”。

 

　　回望人类文明史能发现，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强大的基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时代课题。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坚持科学发展，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有利于培育安定团结，和谐向上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汇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重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他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三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路径。怎样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是我们当前需要重点做的事情。

　　这三个方面的核心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一般讲文化，主要是在策略性、具体措施层面上的，而习近平这些讲话是从战略的、总体的高度来把握的，因此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刻领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重点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待传统文化应当有深入的了解，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的理性的思考。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方法，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就拿“三纲五常”来说，“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完全是单向的、专制的、封建的。但是“五常”特别是“五伦”，则是强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恭，长惠幼顺，这里讲的五伦关系就是双向的、互动的，其中一些内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的思想资源。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和仔细剥离，切忌一锅煮和一刀切。要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坚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扬弃与更新，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是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内在统一的。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处理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的人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总会说起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论述社会主义文化时，又会说起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格式。其实，形式与内容是分不开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对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习近平5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是无可限量的，五四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启蒙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当然，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并没有就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剥离，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突出表现就是新旧文化不可调和的存一废一型思维。陈独秀当时也认为新与旧是不可调和的，新学(西学)与旧学(中学)是绝对排斥的。他说：“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必须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他提出，两者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有的人在与传统文化的“决裂”方面走得更远，甚至于提出什么欲废孔学，必先废汉字；所有的线装书都要扔到茅厕里去，等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由于存在中西截然对立和新旧不可调和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文化优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弊端的方面，就没有给以理性的评估和准确的定位。于是，对西方文化基本上只有肯定没有否定，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学民主。对中国文化则是基本上只有否定没有肯定，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封建主义画等号。这表明五四只是开启了启蒙之门，文化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五四带来的巨大文化冲击，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调适。例如，张申府先生提出五四两大口号，“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现在要改变一下，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和“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特别需要重视的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里把“民族的”摆在了首位。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强调“中国化”，还是突出“民族的”，都是对五四以后全盘西化思潮的反思和校正。其主旨展开来说就是面对思想冲突、文化激荡，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始终保持文化主体性，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

　　在当代中国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绕不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背景和语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思想和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还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从而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发展逻辑和未来走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要立足时代前沿，关注重大现实，强化问题意识。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深入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善于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关键性。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紧迫性。现在高校和社科机构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国学院增加的比较多比较快，这个“两院”现象令人关注。如何交流对话，确实需要好好思考。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艰巨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和研究范式，一般地讲“综合创新”，大家都能认可。但是如何具体操作，特别是深度结合，可以说任重道远，需要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21世纪课题”。●

　　（执笔人郭建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